北京白癜风医院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lx_bjzkbdfyy/
葛剑雄先生通过移入关中的人口研究认为：西汉一代从关东徙入关中的移民及其后裔，几乎占三辅人口的一半；因关东移民多为地主官僚，非生产人口比例很高。总人口，尤其是非生产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当地粮食增产的速度，每年需要由关东输入的粮食越来越多，造成困难。在西汉中期关东人口激增、地少人多的情况下，这种迁移对于解决关东人口的相对过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中众多的移民，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就是垦荒增产，加大农业投入。如水利设施的建设，而这些设施又间接的对黄河下游的生态产生了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关中环境污染严重。如噪音、灰尘等。
秦汉重要的移民主要是“强干弱枝”的移民关中和在“戍边郡”的名义下而实行的移民。秦汉时期，秦汉政府经常组织大批移民，在“戍边郡”的名义下，越过农牧分界线，向黄河中上游流域的畜牧业区的陕北、宁夏、陇西和河套平原等地进军。秦统一天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年），蒙恬领军30万“北击胡”，“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这里的河南地就是指河套地区和陕甘北部的上郡和北地郡。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年），“徙五万家于云阳”，云阳在今泾水上游的陕西淳化县北。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北河指黄河流经河套地区的一部分，榆中则是指河套东北阴山向南一带。秦时移民，除南方、关中等地移民定居下来外，北方边地的移民在秦末农民战争大多离去，史载：“戍边者皆复去”，匈奴“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武帝时，是西汉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对外征战频繁，移民活动亦随着对外战争的捷报频传而屡屡地进行，并在徙民地设置农官，进行垦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次：
元朔二年（公元前年）卫青逐走匈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公元前年）》关东连年遭受水灾，“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元狩五年（公元前年）“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元鼎六年（公元前年），为保证战争需要的粮食供给，“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颜师古注曰：“开田，始开屯田也。斥塞，广塞令隙”。此条与元狩四年所述及的“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大致相当于泾渭北洛上游与山陕谷地流域的原是畜牧区的广大地区，新秦中大致相当于“河南地”。天汉元年（公元前年），“发谪戍屯五原”。
这些地区从土壤、气候、地形等因素来看，是农牧皆宜的过度地区。再加上农耕地区的生活习惯，这些移民到达边疆后，仍操旧业。而且政府常常是“先为室屋，具田器”，武帝时，移民到达迁移地后，政府“皆予犁牛”，让他们屯田，以便“冬夏衣廩食，能自给而止”。内地移民来后大肆垦荒屯田，使这里的屯田面积迅速增加，农业区域扩大，“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眩雷塞在西河郡的西北边，约在今伊克昭盟杭锦旗的东部，而这一地区今天已是属于农牧过度地带，自此以西，即不可能再从事农业。可见当时的垦区事实上已扩展到了自然条件所容许的极限。昭宣以后，匈奴已降，边衅既息，北边人口增长更快，到平帝二年时，山陕峡谷、泾水北洛上游的人口多达万。
并且在边地移民的影响下，本从事游牧业的匈奴也学会了农业生产，卫律曾经与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这其中的打井、筑城、生产粮食都是农业生产的典型标志。武帝末年，匈奴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是农牧混合经济体了，并且农业发展水平已有一定的规模，并对其经济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匈奴杀李广利后“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使“单于恐气师古曰；“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稼。”
毫无疑问，屯田应是在有天然植被的地方，否则农业也无法发展。换句话说，屯田的发展就是以牺牲天然植被为代价.移民到达后，因建亭筑塞及生活必需，也会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砍伐。如汉宣帝时赵充国在祁连山南麓实行军屯，“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大小六万余枚”，可见当时的屯田是丝毫不会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并且赵充国还总结了“不出兵留屯十二事”，其中第六为；“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边地屯田在当时边境防御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要承认，适度的人口密度和适当的屯田垦荒举措也是改变生态环境的一种方式，如将“河南地”称为“新秦中》，言下之意，“河南地”是另外一个“秦中，可见此地农业之发达。
但是不当的垦殖及农牧生产方式的反复转换，其结果必会破坏生态平衡，使局部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如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关于这一点，既可以从黄河中游的流域的地质特征来考查，同时考古资料也给予了证明。黄河中游大部分处在黄土的覆盖下，黄土高原由于是风积形成的，所以结构松散，孔隙很多，易溶蚀崩塌，因其处在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之间，正是我国来自于太平洋的东南季风暖湿气流向西北吹送的通道中，其气候带有明显的过度性，为我国东南沿海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向西北内陆干旱气候过度的半湿润半干旱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毫米等降水线大致与外长城相伴。
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少，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干旱问题突出。生态的脆弱性加上滥垦、滥伐、滥牧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使黄土高原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历史上生态恶化的第一次高潮出现秦汉时期。秦汉时期的屯垦使晋北陕北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西汉元始二年的垦田达"”亩。其中新增耕地不少来自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方，如西北垦区。而在这些地方毁林毁草垦辟，不仅极易出现沙漠化，而且所造成的严重水土流失，还导致西汉“河患"频仍。
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谭其骤曾言：“历史时期一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的利用方式。如果人们以狩猎为主，天然植物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同样都会改变植被的原始情况，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出前者”。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天然草原来从事畜牧，只要放牧不过度，草原即可以经久保持，而要从事农耕，那就非得先把原始森林和草原加以砍伐或清除不可。
侯仁之、俞伟超通过对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掘认为：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数以千计的汉代墓葬并不是出征将士的墓葬，而是当地居民的墓葬，可以设想在二千多年前，汉代最初的移民，正是在一片原始大草原上，把一望无际的处女地开垦起来.朔方郡设立之初，沿边不断有军事冲突，人民生活不安定。汉宣帝即位以后，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二年（公元前五二年）归汉，汉王朝釆取怀柔政策，长期的边疆纷争转为和平安定的局面，史称“朔方无复兵马之踪，六十余年矣”。这六十余年是汉王朝北边诸郡自开辟以来人口最为繁庶，农业最为发达的时期，不过沿边诸郡的农垦数量，由于缺乏记载，很难估计。下述事实，可以间接反应当时边郡的农产是颇有余裕。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三年至长安，汉王朝“宠以殊礼”并厚加赏赐。
降至东汉，农业生产方式开始后退，游牧生产方式渐居主导地位。因刘秀忙于国内统一战争，无暇顾边，只好放弃对边疆八郡的管辖，罢省定襄郡，徙民于西河;徙雁门、代郡、上谷等郡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以东。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此时匈奴“转居塞内”，“入寇尤深”，曾于建武二十年（44年）一度进抵上党、扶风、天水等郡，“北边无复宁岁”，匈奴成为东汉政府的边患。
建武二十六年，因匈奴南单于内附，东汉政府恢复了对北地等八郡的统治，内徙边民陆续“归于本土七史载；“建武二十六年（公元五十年）……秋，南单于遣子入侍……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元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驰刑，补治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给粮食。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乃悔前徙之。”
内附南匈奴单于率部内迁于边郡。到章、和二帝时，又有大量北匈奴降附，散居北方边郡。除此以外，尚有数量一定的羌、乌桓"胡、休屠等少数民族迁往黄河中游的边郡地带，据统计，其数有百万之众。这些内迁少数民族，除为数极少的从事农业外，绝大多数从事畜牧业生产。东汉中后期，由于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摩擦增大，战争屡有发生，居住在边地的居民纷纷南迁，出现了“城邑皆空气“塞下皆空”的情景。汉民撤退，羌胡趁机填此空白，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农牧生产方式的又一次转换。
汉献帝时，蔡琰被虏入胡十二年，最有可能观察到边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她在《悲愤诗》曾写到：“历险阻兮之羌蛮”，把西河故地匈奴单于庭一带说成：“人似禽兮食臭腥……胡笳动兮边马鸣”，这很可能说明当时的西河之地游牧生活方式居主导。到了东汉后期，政府不得不放弃在边境已设的许多郡县，承继西汉时的屯田区基本不复存在，当地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已屯垦的农田在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经营下，又复变为草原牧场，已遭秦、西汉时屯垦破坏的天然植被逐渐得到恢复，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减少，生态开始呈现出良性状态。
如果可以把沿边诸郡汉族人口的增减，看作是农业盛衰的一种反映，那么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比较一下上述八郡人口的变化是有意义的。自前汉至后汉以及八郡人口数字都有减少的趋势，但北边八郡尤为剧烈。
与此相反，后汉一代自建武二十六年（公元五年）南匈奴入居上述八郡后，一直到和帝永元二年（公元九年），在前后四十年间，其人口总数，竟从原来的四、五万人增加到二十三万七千余人。这与同一地区汉族人口的锐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推测后汉时期北边八郡的农业较之前汉已经大为衰退。这段时期可以看作是北方八郡草原植被的恢复时期。
侯仁之等经过实地勘察认为，汉代朔方郡西部的汉代垦区长期经营后，终于被迫放弃，其原因既不是流沙的侵袭，也不是由于任何其他自然原因的威胁，主要的还是由于汉族人口的退却。汉以后，这一地区始终为游牧民族所占有，汉族势力即使在盛唐时期，也没能越过河套达到这里。因此，现在所见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遗址上，除去大量汉代陶片和汉代器物的散布外，极少发现后代文物的遗存。现在这一带地方已经是一片荒漠景象。
综上所述，汉代开垦之前，这一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干草原，北面阴山上则为林木覆盖。在历史的进程中，整个地区的气候可能逐渐变得干旱起来，不过其变化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到汉代移民在这里着手垦荒的时候，水源也还比较丰沛，因此在比较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汉代垦区也就稳定地发展起来。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破坏，汉族人口终于全面退却，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就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作用，终于使大面积的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