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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考古中墓葬就成为数量最大、分布最广、工作最多的资料类别。长期以来，汉墓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汉墓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汉墓与出土品研究，一直在汉代考古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汉代西河郡的墓葬材料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1.西河郡墓葬概述

西河郡区域内汉墓，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汉墓的研究、包括其出土器物的研究也陆续展开，陆续整理出版了诸如《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等高水平的发掘报告，为研究该问题奠定了充分的资料基础，然而遗憾的是，仍旧有许多墓葬资料有待整理发表。为统计分类方便，现在将目前可见的西河郡范围内整理发表的汉墓材料，且适当收入一些未见正式发表但较为重要的汉墓资料。

2.西河郡墓葬的考古学观察

涉及汉代西河郡墓葬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的类型学分析上，蒋璐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的《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一书最为细致全面，该书对于包含汉代西河郡范围内的墓葬材料做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并对其之前关于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墓葬的研究成果做了一定的修订。

而在涉及到画像石墓的研究成果上，主要依据墓室的构建方法与材料的不同划分大类，再参照葬具等因素划分不同的型、亚型和式。墓葬断代方面，一般遵循发掘简报中所给时段，部分如杭锦旗乌兰陶勒盖墓葬等，遵循蒋璐《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的研究成果略做调整。

综合以上分类及部分未有简报的墓葬，可以对汉代西河郡的墓葬情况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整体上看，西河郡汉代墓葬分布呈现出东多西少的态势，无论是已经整理发表的墓葬材料还是散见于各省文物地图集的墓葬材料，东部地区远多于西部地区。从各自发展脉络而言，西河郡东部地区，时间序列完整，上承秦代墓葬，向下自然过渡到石室墓与砖石合构墓；而西河郡西部地区，在时间序列上，缺少西汉早期墓葬，在西汉末东汉初，又陷入衰落破败。反映出西河郡西部地区自汉武帝时期才被纳入到政治秩序之中，而西汉末东汉初又断裂终结的史实。

其二，从墓葬的分期与随葬品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六个时段，现逐一分析：西汉早期，该阶段墓葬只见于西河郡东部，分布于秦昭襄王长城-榆溪塞长城内侧。墓葬形制主要为土坑竖穴墓，多数无椁，有二层台，部分规格较高的墓葬有木椁头箱，此外还存在一些竖穴墓道直洞墓，无椁。葬式方面，受秦文化影响，多数为仰身曲肢葬，与该地区战国秦时期墓葬发展一脉相承，受当地传统的影响，竖穴土坑墓消失得要比中原地区晚。

随葬品方面，陶器有矮领直口罐、小口束颈多通体饰绳纹的小口大罐、泥质灰陶绳文罐、溜肩折腹缶、深腹蹄足附耳外撇的泥质灰陶鼎、泥质灰陶锜、釜、甑、泥质灰陶盆、瓦棱纹罐、侈口罐、蒜头壶、溜肩折腹罐、鬴、鸭首壶、熏炉、钫、盒、瓮、灶、鍪；铜器有鼎、钫、鐎斗、盆、奁、釜、勺、灯、带钩、印章、铃、环、刷柄、箭镞、钱币、铜镜；铁器有釜、鍪、剑、削、灯、带钩、锸；玉石器有覆面、鞋、璜、环、蝙蝠、珠饰；骨器有骨质六博具。典型器物鼎、钫、盒仿铜陶礼器组合为西汉早期常见。

西汉中期，该阶段西河郡东部地区墓葬形制仍旧以土坑墓为主，有木椁，不带墓道，多是单人仰身直肢葬，一些有木椁的单土坑墓开始有斜坡墓道，也出现了带斜坡墓道的有木椁单室洞室墓，为合葬墓。随葬品方面，陶器有小口大罐、矮领直口罐、釜、鼎、锜、甑、盆、钫、侈口罐、灶、房、井、灯、溜肩折腹罐、大口大罐、瓮、直颈罐、熏炉、壶、侈口罐；铜器有钫、釜、削、剑、带钩、印章、弩机、车马器、镜等；铁器有剑、削、灯等；锡器有车马器、饰件等；铅器有铅环、车马器等；石器有砚等。器物组合与上一期的类似。

西河郡西部地区，在西汉中期开始出现了大量墓葬。基本上墓葬形制属于有木椁的斜坡墓道土坑单室墓和无木椁的竖穴洞室墓，部分土坑墓有二层台，洞室墓部分有头龛或侧龛。葬式上双人合葬墓与单人葬均有，除个别外，均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方面，主要是陶釜、折肩罐、侈领罐、高领罐、矮领罐、长方形灶、碗、仓、鼎、甑、钵、釜；铜器有釜、环、镜；铁器有铁剑；乌海新地M2还出有漆器，M7、M11出有桦树皮盒与筒形器。

西汉晚期，这一时期西河郡东部地区发掘的墓葬较少，而且盗扰比较严重，目前可见的是有木椁的双斜坡墓道土坑墓，或许这个时期，西河郡东部地区墓葬等级与规模都有了一定的提升。

西河郡西部地区，西汉后期的墓葬形制仍旧以土坑墓与洞室墓为主，土坑墓包含无木椁无二层台及其有木椁的斜坡墓道墓，洞室墓以斜坡墓道无木椁墓为主，木椁墓很少。

从葬式来看，合葬墓较多，部分存在封土和地上墓园，仰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方面；陶器有盘口壶、小口壶、矮领罐、小口罐、黄釉球形子母口鼎、球形器、小口釜、带把釜、碗、浅盘形灯、井、半椭圆形灶、盘、黄釉盘、魁、仓、方炉、陶俑、博山炉、奁、甑；铜器有钱币、铺首、盖弓冒、车辔、博山炉、灯、棺钉、钫、鼎、灶、当卢、镳、镳衔、带钩、车衡、輢饰、盘、刷等；铁器有勾形器、臼；此外还有琀、琉璃卧羊、玛瑙串珠、漆器等。杭锦旗乌兰陶勒盖M6、M9所见的黄釉陶，同样见于汉武帝时期的关中地区。而杭锦旗顶盖敖包墓葬则以铜器组合为主，与该时期其他墓葬有所差异。

西汉末东汉初，这一时期西河郡东部地区发掘的墓葬较少，随葬品少且不成体系，故在此仅讨论西河郡西部地区。此时土坑墓主要是单墓道的木椁墓和斜坡墓道的洞室墓，包括无木椁的单双室墓和有木椁的单双室墓，土坑墓葬式是是合葬墓木椁与墓圹间充填木炭，直肢葬，有些木椁内不放木棺，而用立柱与木板分割内部空间。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渡类型的墓葬形制，比如墓砖合构墓和砖室墓，预示着新发展变化的方向。随葬品方面，黄釉褐陶有侈口壶、博山炉、灯、碗、盘、罐、瓢；陶器有盆形腹井、半椭圆形灶、仓、深腹罐、垂腹罐、高领溜肩罐、弧颈盘口壶、敞口壶、小口壶、博山炉、博山炉座、灯、勺、碗、甑、盘、水斗、釜、熏炉、陶柄、陶俑；铜器有鎏金铜铺首、盖弓冒、軎、铜扣、弩机、灯、镦、镜、钱币；铁器有铁鐎斗；还见有水晶珠饰、琉璃耳珰、石耳珰。

东汉中期，这一时期已发掘的墓葬大部分位于西河郡东部的陕北地区。石室墓全部属于该时期，砖石合构墓中的前后墓室无耳室类型和前后墓室前室附耳室、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的类型也属于该时期。随葬品方面，陶器以日用器和生活杂器为主，主要有罐、壶、盘、盆、碗、灯等，模型明器较少，主要是长方形素面灶及梯形井架井。此外，西河郡西部地区的哈拉母河画像石墓，其艺术风格与同时期陕北地区画像石墓类似，可能也是这一时期的。

东汉晚期，这一期已发掘墓葬全部位于西河郡东部的晋西北地区。不见石室墓，全为砖石合构墓。此期前室全为方形，带四壁外弧墓室的墓葬比例明显增多，墓道与前室之间的甬道变长，双室墓前室附有耳室的墓葬成为此时的主流，其中又以双室墓前室两侧各附一耳室的为多。有的墓葬在前室和后室之间也出现了画像石，有的墓葬在墓道一侧建有耳室。随葬品方面，仍以陶器为主，但种类明显减少，基本组合为罐、盆、盘、案、榼(盒)、耳杯等，模型明器有灶、井，灶面模印各式各样的图案，而井为三角形井架、四面坡形井亭。

同时，西河郡汉代墓葬中存在一些现象不见于中原地区的汉墓，表现出更多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部分墓葬随葬扁壶、殉牲以及陶俑。

其三，从墓葬分布规律上来看，就区域而言，西河郡东部地区的墓葬多数沿河流谷地分布，建立在靠近水源的台地或梁地上，依地形自然分布，如米脂县卧虎湾墓葬群分布在黄土梁的坡面，“依黄土梁走向呈南北狭长带状分布”、东汉时期的离石马茂庄墓葬群分布于“三川河转弯西流的北侧二级台地”；

而西河郡西部地区的墓葬，多是沿海子内流河等水源地或者是交通线路分布，如沿哈什拉川由北向南分布的有郝家梁墓群、郭家梁墓群；分布于秦直道南北延续的有江木图沟墓群、山神梁墓群；环绕桃日海子分布自西北顺时针分布的有红旗梁墓群、郭家渠墓群、李家梁墓地、乱圪旦梁墓群、五素加坝墓群、和页陶勒亥墓群、五颗圪旦墓群；分布于南哈达图淖尔、赤盖淖尔、北哈达图淖尔、伊和日淖尔湖群附近的有道劳岱墓群、敖包圪台墓群、阿格图墓群；

沿乌兰木伦河流域自西北向东南方向分布的有小速贝墓群、红泥疙瘩墓群、白疙瘩墓群、寨子塔墓群、桑盖汉墓、桑盖沟墓群、苏勒德霍洛墓群；红庆河-扎萨克河、红碱淖附近，自西北向东南分布了白格针墓群、红庆河墓群、合格庙汉墓、树壕墓群、兰家渠墓群、道劳窑子墓群；西部内流区，则分布在内流河摩林河及潜水带及盐海子附近。

就时间而言，结合对城址的资料梳理分析，西河郡墓葬最显著的特征是，西汉时期墓葬主要集中在城址附近，而东汉时期的墓葬与之相比，则距离城址的距离较远。比如西河郡西部地区：杭锦旗塔拉沟墓群、杭锦旗乌兰陶勒盖墓群及浩绕柴达木苏木墓群，都是分布在霍洛柴登城址附近，而杭锦旗顶盖敖包墓群则在吉尔庙城址东边1公里处，此外吉尔庙城址北部不远还有察汗敖包墓群、哈勒陶勒亥墓群，杭锦旗敖楞布拉格墓群在敖楞布拉格城址东南米处，农业队墓群与四圪旦墓群在摩仁河城址附近。

乌海市新地墓群及未被发掘的墓葬分布于新地城址周围，而乌海市三坝墓群分布于新地城址东侧不足一公里处，木凯淖墓群、木凯淖西墓群分布在木凯淖尔城址北部，紧邻红庆河城址分布的红庆河墓群与白格针墓群。而西河郡东部地区也存在这一规律：临近纳林城址的榆树圪嘴墓群及在纳林城址西南1.5公里的纳林墓地，勿尔图沟城址东北1公里、以东0.5公里的家梁墓地、八垧梁墓地等等。而东汉时期的墓葬则与城址的相对距离较远，如陕北绥德对地区的画像石墓、晋西北的离石马茂庄画像石墓群、伊金霍洛旗的哈拉母河画像石墓与鄂托克旗的米拉壕墓群，都与城址有相当远的距离。

秦汉时期，国家权力随着居住空间的差异也表现不同，在不考虑“耕作半径”的因素下，主导这一现象的是国家权力。金秉骏指出，县城作为实施国家权力的地方据点，如果聚落集中在离国家权力较近的地方，那么国家权力对聚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聚落位于远离城邑的地方，那么律令就很难进行彻底的实施。

在通过对山东、江苏、湖北、河南、四川座汉墓与县城的距离分析，得出在上述诸省西汉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东汉时期的墓葬与县城距离较远者居多这一结论。

而该结论的局限性在于，因为县城遗址发现较少，故而只能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县城定点作为标准计算，同时以现代的行政区来区分墓葬，与汉代行政区划有出入。在对西河郡墓葬进行考古学观察时，则规避了上述缺陷，首先上述墓葬全是位于汉代西河郡的区划范围内，具有均一性。其次通过第一部分对汉代西河郡城址的考古学观察，对于西河郡下辖县的位置精度是要高于依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点的。

在此条件下，仍旧可以看出，西河郡西汉时期墓葬距离县城的距离，要近于东汉时期墓葬与县城的距离。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东汉初年光武帝省并郡县。

在此情况下，西河郡辖县被大量裁撤，故而造成东汉时期西河郡的县城数量远不如西汉时，因此原本西汉时期本临近县城的聚落在东汉时期已经不再临近县城。其次是东汉章帝时期，因为牛疫与农业的灾害，开始允许农民向其他地域迁徙。

在此情况下，说明国家权力对于农民离散已经无能为力。最后，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的庄园，也会出现在远离县城的聚落，以自给自足的形状发展，吸纳脱离政权编户的贫民，西河郡东汉时期出现的远离县城的家族墓地，如王氏家族墓、牛氏家族墓以及米拉壕墓地壁画中反映出的庄园经济，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其四，西河郡汉代墓葬的兴废进退，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西河郡本身地域的变动，西汉早期，西河郡所见汉墓，基本都是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秦昭襄王长城-榆溪塞一线内部，反映出收复河南地之前西汉政权的确与匈奴界于“故塞”；西汉中期开始，随着西汉在河套地区政治秩序的重建，西河郡的墓葬也开始出现于西部地区，与城址部分的扩张是相一致的；

西汉末东汉初，随着变乱的到来，西河郡西部的墓葬很多开始衰落，特别是乌海三坝墓群中，M2、M4、M5墓葬中被扰乱的骨骼仍旧保持人体骨骼的正常排序，可见墓葬埋葬与被盗之间间隔较短，而西河郡西部地区，在西汉末东汉初经历了一场变乱，与城址部分的分析结果也相吻合。东汉初期，随着省并郡县，西河郡西部地区的墓葬大为减少，但仍存在伊金霍洛旗的哈拉母河墓地和鄂托克旗的米拉壕墓地等东汉墓地。

东汉中晚期，西河郡东部的陕北地区，如陕西绥德、米脂等地本来繁盛的画像石墓葬开始逐渐消亡，而西河郡东部晋西北地区的以画像石为特征的汉墓开始兴起，反映了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年)随着南匈奴的叛乱，西河郡移置河东，墓葬等文化现象与相关的地名建置也随之流动至西河郡东部的晋西北地区。

最后，在西河郡西部地区其他东汉时期尚存的墓葬里，出现了一些与之前迥异的文化因素，如杭锦旗的乌兰陶勒盖墓地中出土的陶俑在脑后批发，鄂托克旗凤凰山墓地M1壁画墓的人物形象头戴饰羽和宽檐圆顶帽等，这应当是反映了东汉时期，西河郡当地复杂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