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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峰（书房记专栏作家）

在黄土高原上弯腰劳作的陕北农民，将目光投向长城外辽阔的草原，心中充满向往。

那是一片肥沃而广阔的土地，如果耕种的话，能打多少粮食啊，能让成千上万的人避免饥饿。但这片土地，沉寂了几百年，荒芜了几千年。

明朝，在陕北打起了一道长城，又打起了一道长城，一条叫“二边”，另一条叫“大边”，东起府谷墙头村，西止盐池花马池，全长里又步。在“大边”和“二边”之间，修了36个营堡，每个营堡戍守一段长城。营或堡，就是一座小城，有城墙，有城门，还有瓮城，长年驻军，多则四五千，少则四五百，养着成群的骡马，是帝国仅次于关宁铁骑的骑兵部队。

每座营堡都有数座庙宇，但肯定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着“山西夫子”，就是武圣人关羽，祈求关公保佑，常打胜仗。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中人。

无定河边暮角声，

赫连台畔旅人情；

函关归路千馀里，

一夕秋风白发生。

应知无定河边柳，

得共江南雪絮春。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些诗句，都是陕北边塞诗。陕北是千年古战场，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在这里打了几千年。

明朝陕北人，不同与内地农民，他们是王朝的“军户”，平时耕种，战时出征，世代不能改变“户籍”，子承父业，祖祖辈辈都是“军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将士们上阵杀敌，论功行赏，一场战役过后，提着敌人的头颅领赏。如今，陕北话中还有“杀割”“交零”“鏖战”“斗阵”这样的词汇，能感受到战争留下的烙痕。

在连绵的山峁上，每隔5里矗立着一座烽火台，当地人称之为“墩台”或“五里墩”，既是传递信息的信号台，又是小型战斗堡垒。大边、二边、墩台、营堡，共同构成军事防御体系。明朝的陕北，人马嘶鸣，戒备森严，一列列军队进进出出，烽火台不时升起股股狼烟，一片紧张而残酷的边疆战争场景。

就这鸟飞不进、水泼不出、形如铁桶的军事防线，仍阻断不了人们“走西口”的脚步，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在战争缝隙，冒着纷飞的战火，越过长城，断断续续到“口外”谋生。

何为“西口”？

长城有九边重镇，从东往西依次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榆林镇、固原镇、宁夏镇、甘肃镇，要出关，别无他路，就这九个关口。

对山陕而言，张家口为“东口”，大同为“西口”。到了清朝，“西口”不只大同一个口，往西的右玉、保德、河曲、府谷、榆林，都可以叫“西口”。

满清入关，一统天下，关里关外都成了庞大帝国的一份子，长城边塞防御功能骤减。满清政府担心“蒙汉联手”，给帝国造成安全隐患，实行“蒙汉隔绝”政策，陕北“大边”“二边”及36营堡仍维系运转，驻军虽有减少，各堡营仍有数百兵马驻守，但防御的对象不同，由过去的御敌变为阻断蒙汉交通，杜绝边民出关。

满清政府禁止内地汉人进入蒙古地区，凡蒙古官民招汉民去种地的，要受扣发俸禄、罚没牲畜、打皮鞭、戴木枷等处罚，汉民则发配充军。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从山西保德渡过黄河，沿长城自东向西，途经孤山堡、镇羌堡、建安堡等堡，沿途恶劣的自然环境，百姓贫苦的生活，给康熙留下深刻印象。他思索良久，决定调整封禁政策，开边放垦，但仅限于距长城50里内的“黑界地”。

府谷麻镇北口子，出了这个口子，就是“黑界地”。

陕北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6县边民，久旱遇甘霖，迈过边墙，在“黑界地”租种鄂尔多斯王爷的土地，由是拉开了“走西口”的大幕。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难留。

提起哥哥你走西口，

哎，小妹妹泪常流。

河曲保德州，

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

女人挖野菜。

巧圪柳柳手手挖苦菜，

白格生生脸脸太阳晒。

“走西口”大多是无地的贫苦农民，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有的穷得连铺盖也没，裹一领老羊皮袄就上路了。白天做衣，夜间做被，“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圪蠕在袖圪筒。”

当年“走西口”的老人，已90多岁了，提起当年“走西口”，老人仰天长叹，胡子乱抖，老泪纵横，几次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我的老家是府谷刘家沟的，17岁那年，久旱无雨，颗粒无收，到冬天已揭不开锅，连糠都没有。临走时，我妈给我两把黑豆，一把干蔓菁，安顿了一句话，‘全家人的死活就靠你了’。到了黑庆壕，得了出水伤寒，无钱看病，险些丧了性命。冬天担担子跑府谷，光着脚过冰河，一步一个血脚印。从纳林第一天到凤凰塔，第二天到巴湖梁，第三天到沙圪堵……走一趟能挣2块大洋，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

“要吃口外饭，就得拿命换。”

走西口的人又叫“边客”，吃、住、行都维持在最低级、最原始的限度，住地窨、睡草滩、盖皮袄、吃生饭……他们的选择，不是听天由命，更像是一场赌博，和命运赌，和老天爷赌，赌的就是自己这条命。

许多人死在“走西口”路上，而无钱安葬，同伴只能把他们临时埋在“义地”，等将来有钱后再将尸骨拉回老家。但大多数没有发达的一天，永远埋在口外，数百个坟头聚在一处，形成一处处“府谷坟”“神木坟”，谁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也没有烧香挂纸的，他们是一群永远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

打短工、掏甘草、拉大船、背大炭、拉骆驼、放冬羊、割洋烟，“走西口”的路上上演了多少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人间惨剧。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

到西口，数不尽，艰难种种。

此一去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

回头看扔妻子撇父母实实惨心。

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

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

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

下黄河拉大般驼背弯身。

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

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

大青山背大炭压断梁筋；

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

沙蒿塔碰土匪剥了个光净；

遇传人遭瘟病九死一生。

中国这片土地，人口承载极限七八千万，不能超过七八千万，达到七八千万，人地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于是爆发各式各样的战争，人口大量死亡，“十室九空”“十不存二”，不绝史书，人口又降到最低。于是改朝换代，新王朝诞生，励精图治，社会安定，准备迎接下一个人口高峰。这就是中国历史，循环往复，几千年，就是个圈儿。

公元2年，西汉休养生息，人口万，极限。于是黄巾之乱、三国混战，年，人口跌至万。

年，大唐盛世，人口万，极限。于是安史之乱，年，全国人口跌至万。

年，美仑美焕的大宋王朝，人口达到峰值，1.25亿。于是“靖康之变”，蒙古人灭金、灭西夏、灭南宋，屠城过后，中原仅剩万人，南宋人口从万减少到万，四川人口由万减少到80万。

年，明朝人口1亿，极限。于是李自成起义、满清入关，年，剩下万。

冰冷的数字后面，是一部血泪史，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上演了多少人间惨剧。

到了清朝，情况变了。

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1.43亿。

年，乾隆二十九年，2亿。

年，3亿。

年，4亿。

人口骤增，人地矛盾尖锐到极限，百姓以树皮草根为食，饿殍遍野。

与之形成显明反差的是，关外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人均占有土地远远高于关内。蒙人天生对土地面积没有概念，他们脑子里的土地就是几架山，几道峁，用手一指，这几十里地都是他的，无实际亩数。

没有“亩”，怎么收租子呢？

蒙人脑子里有牛。两头牛、一张犁叫“一犋”，就按牛的数量收租吧，你家有几犋，就收几犋的租子。你“一犋牛”，把地球都犁了，那是你有本事，不管他事。蒙人很宽厚，很实在，很直爽。

元朝为什么灭亡呢？明朝人分析了好几年，最后得出答案，“失政于宽”。

什么意思呢？就是蒙人管理太宽，太散漫、太松懈、太马虎、太不认真，太不善于管理。

蒙人动不动就杀人，就屠城，怎么还“宽”呢？

他们动不动就杀人，就屠城，正是简单、粗放、粗线条、直线思维、不善管理，正是“宽”的体现。这种性格，蒙人存在，陕北人也存在，宽泛，马虎，不细致。“毬毛擀不成毡，陕北人当不成官”，可能和这一性格有关。

“一犋牛”，大约能耕亩，这在关内，是人的耕地面积。人均少于4亩，就有人吃不饱，就要饿肚子。但在一墙之隔的关外，一户就能耕种“一犋牛”，天壤之别，反差极大。

巨量的土地，边民可以轮作，种一年，让地歇一年，恢复地力，提高产量。而且在蒙地自油，没人管，田赋轻，负担小。“一犋牛”，蒙人一年收粟1石，草4束，折银5钱6分。简直是象征性收租，在关内不可想象。再加上蒙人马虎，大量瞒报田亩，交纳的田赋很底。于是，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一股脑儿涌出关外，租种土地，很快就越过了康熙帝划定的“黑界地”。

对蒙古王爷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们靠地租，过上了非常奢华的生活，才不管越没越“黑界地”。朝庭官员呢，民不告官不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租种土地很快越过“黑界地”，不断向草原深处推进。

二饼牛车拉铺盖

离乡背井走杭盖

孤雁离群落荒沙

山野草地安了家

买不上椽子砍上几根棍

搭上个茅庵庵好安身

牛粪烧火沙蒿燃

水淹沙葱焖捞饭

“焖捞饭”，老郭的童年时代吃不着，全村人都吃不着，那时天天“溜稀chāchā”。可见，“走西口”辛苦是辛苦，但吃饭问题解决了。

包头大树湾渡口，走西口从这里渡黄河，进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区。

开始，蒙古王爷规定，边民不准在蒙地过冬、不准带老婆、不准盖房、不准娶蒙人妇，怕你赖下不走。边民春天来了，秋天回去，跑“青牛犋”，又叫“雁行人”。他们呼朋唤友，结伴而行，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举家迁移，有的整村搬迁。时间长了，王爷管不过来，放任自流。“雁行人”慢慢盖房定居，把老婆接来了，生孩子了，也娶蒙人妇了，过几代，就把边外当作自己的家乡，不再逆来顺受，说话也有了底气。

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在榆林、神木等边口，汉民越种蒙古闲套地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数万戍边将士粮草供应有了保障，实现“以边养边”的长期战略部署。

《清仁宗实录》：“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府谷县志》记载：道光十九年（），府谷全县总户数户，总人口人。到了宣统元年（），总户数户，总人口人。70年过去了，反而减少人，主要是走西口了。

民国十七、十八年，府谷人王感应举家迁往内蒙五原县南茅庵镇王感应圪堵村，草丰地茂，但荒无一人，连地名都没。王感应租种了大片土地，招引老家及邻村村民迁往，在他的带动下，全村50多户多人去了王感应圪堵，占到全村人口的50%。

府谷黄甫镇韩家梁村，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民生存十分艰难。群众用脚投票，大多数走西口，全村走得只剩下80人。

准格尔旗，民国二十一年（），全旗汉族人口58人，占总人口的70%；年全旗人口人，其中蒙族人口下降到人，占总人口的7%，汉族人口达到人，占到总人口91.7%；年，全旗人口人，其中汉族人口人，占总人口的91.7%，蒙古人口人，占总人口的8%。

蒙人游牧，逐水草而居，他们没有村庄的，更无城镇。种庄稼就得定居下来，“边客”们结伙盘场、伙聚盘居，他们聚居的地方叫“伙场”或“伙盘”，慢慢发展成村庄。现在，榆林边外有数百个“伙场”“伙盘”命名的村庄，什么郭家伙场、胡伙场，就是那时形成的。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走西口要比“闯关东”早，前套土默川平原早在雍正、乾隆年间，政府就组织开发，生活至少20万汉民，土默川号称“塞上谷仓”。

后套地势平坦，沃野千里，主要是民间开发，开发较前套晚，清末才开始开发。民间水利专家王同春，俗名“瞎进财”，组织开挖“八大干渠”，引黄河水自流灌溉，万顷荒地变良田，过去人烟稀少的荒野，成了“岁告丰稔，烟火万家”的米粮川。“瞎进财”被供奉为“后套河神”。

年，仅仅一年，准格尔旗黑界地放垦土地达.25顷，所得押荒银.5两；杭锦旗灶火等地，放垦4顷，所得押荒银两；达拉特旗放垦.2顷，所得押荒银447两，解决了当地政府的财政危机。

“走西口”的队伍中不乏头脑灵光的生意人、买卖人，他们熟悉蒙人习俗，掌握蒙语，会和蒙人打交道。出关带上布匹绸缎、针头线脑、烟酒糖茶，回来带上蒙地的皮毛、牛马、盐、酥等物。到了蒙地，在王爷府旁边，大召（庙宇）旁边，或相好朋友的帐篷边，展开帷幕，陈列货物，以货易货，“将我的牛马骆驼羊，换你的茶布水烟糖”。

蒙人实在，不会种地，不会做买卖，非常豪爽，走边汉商的利润往往是关内的数倍。著名的晋商，比如祁县、太谷、平遥商人，无不是从走西口起家。山西乔家的乔贵发，先在一个叫“包克图”的村子里卖豆腐，后来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商号叫“复盛公”。“复盛公”就是今天包头市的雏形，包头人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麻地沟人王天龙之曾祖父，在纳林大量开地。到光绪年间，占地亩，与王二憨头、王老九之父等，成为准旗有名的汉人“二地主”，相当于现在的“二房东”。

府谷墙头窑峁的张家，做生意公平诚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拥有数支驼队，最大的一支驼队有头骆驼，把生意做到“大圐圙”（音若“库连”，“圈”的意思，今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甚至远到蒙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城）。张家在蒙地有良田万顷，仅准格尔旗“黑界地”一带就有长60里，宽16里的租种地，租期年。从清水川黄河入口处出发，一直走到内蒙四柜、五柜，都是张家的地盘。张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府谷、河曲人路过张家的地盘，不用住店，管吃管住。

府谷麻镇废弃的商铺。这里曾是“走西口”路上兴起的商业重镇。

蒙人只会放牧，不会种地，不会盖房，不会经商，手工加工都不会，严重缺乏各色匠人。坚持看“老郭说史”的看官知道，蒙人连铁锅都缺，“炊煮无锅”，往往把一口铁锅砸成两半，自己一半，儿子一半，甚至有的连半拉铁锅也没，用皮囊煮水，缺到这个程度。于是，关内的五色匠人纷纷出关，什么砖匠、铁匠、毡匠、木匠、桶匠，等等，到了蒙地都是紧缺人才，非常受欢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汉家大夫在蒙地是尖端人才，不亚于导弹专家，蒙人对汉人大夫顶礼膜拜，甚至建祠修庙，奉为活菩萨。

《府谷县志·食货志》记载：民国三十一年（）旅外工人达人，其中匠艺工人，佣工人。辽阔的草原上，出现了村庄，出现了城镇，催生了旅店、客栈、饭庄，有了包头、呼和浩特（归化）这样的较大城市。

边民在草地盖房、盖庙，在庙会上唱戏，有的还娶了蒙人妇，取蒙名。边民大都会蒙语，一些蒙语词汇进了汉语，如我们常说的“圐圙（音若库连，圈儿）”“圀拦（音若古拦，块的意思）”，都是蒙语，进入汉语体系。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词，“博士”，汉朝就有，表示有学问，是一个类似顾问、参谋的官职。后来“博士”一词进入蒙语，在蒙语中表示掌握某项技能，有一技之长，如前面所说的石匠、铁匠，都是“博士”。再后来，“博士”一词又从蒙语出口转内销，进入汉语体系，不过写作“把式”，意思是拥有赶马车等技术，如“车把式”“好把式”。在陕北，驾驭牲口发出的指令与内地不同，前进是“噢”或“啾，啾啾（发臭音）”，停是“哇啊——”，很响亮，或“得儿，得儿”。我估计也受北方草原民族影响。

蒙人呢，也会一些汉话，娶汉家女，“胡搅胡，汉搅汉”，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交流。如今，蒙汉双方婚丧嫁娶风俗大致相同，大部分蒙人已不会蒙语，他们取汉姓、起汉名，和汉民没什么区别。

“穷乐活，富忧愁，穷人不唱怕个毬。”

“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

陕北人旋走旋唱，把“信天游”带到草地，与蒙古爬山调融合，产生了“二人台”“蒙汉调”新的曲艺形式，蒙汉双方都喜欢，大伙在一起喝酒，一起唱“蒙汉调”，扭“二人台”，其乐融融。

大青山的石头

乌拉河的水

一路风尘来呀么看妹妹

过了一趟黄河我没喝一口水

没喝一口水

交了一回朋友

我没有亲过妹妹的嘴

柴根老人，今年91岁高龄，他20岁开始走西口，赶车驮脚。从府谷旧城至包头，“紧七慢八”（府谷到包头，走得快七天到，走得慢八天到），一路走一路唱。柴根老人有“即才”，见甚唱甚，现编现唱。一次在草地见到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子，小脚，一步摇三摇，看得他心猿意马，随口唱出了流传至今的《摇三摆》：

大摇大摆哎嘞哟

大路上那来

你把你那小白脸脸调上个过来

哎摇三摆

你叫我那调过来哎嘞哟

我就那调过来

你吃我的苹果那我揣你的奶

哎摇三摆

你要那揣呀么哎嘞哟

慢了慢价揣

将才价发起那奶蝈儿蝈儿来

哎摇三摆

拉不过话就么哎嘞哟

香不过的妞

亲不过的妹妹那咬两口

哎摇三摆

“走西口”的最大功绩是稳定边疆。

清政府实行“封禁政策”，严禁汉民出关，辽阔的东北、蒙古人烟稀少。比如库页岛，名义上说是大清的，但基本不住人，五年朝庭才派3个人上岛看看。这管什么事？侵略成性的俄国、日本就往库页岛移民。

年5月28日，俄国利用满清全力镇压太平天国，无暇顾及东北之机，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一口气吞并了东北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妄图在东三省建“黄俄罗斯”。

这一下惊醒了梦中人，清政府认识到执行数百年的“封禁政策”是错误的，马上调整政策，年“驰禁放荒”，允许“走西口”“闯关东”。到光绪年间，东北已有万人口。

年，俄国、日本加紧对东北侵略，分赃不均，两个强盗大打出手，爆发“日俄战争”。西方列强计划把全世界的犹太人移民东北，建立犹太国家。俄罗斯建成西伯利亚大铁路，加紧向远东移民。日本用轮船，把“开拓团”成员一批批运到东北，进行殖民。

清政府面对严峻形势，进一步调整政策，由“开界放边”改为“移民实边”，鼓励和吸引内地汉民移民关外。

“北洋”时期，张作霖非常着急，动用火车，把大批大批的山东人、河北人，一列列拉到东北。到年“9·18”事变前，东北人口达0万人，这是多么让人踏实的数字啊！

如果没有0万人移民东北，没有0万人移民内蒙，东北、内蒙的结局也很难说。

年，日本战败，中国政府迁返东北日本移民万。

年，内蒙总人口万，其中蒙人万，“走西口”至少为内蒙贡献了0万人。

老郭以为，“移民实边”政策至少晚了年，如果早开放年，外蒙的历史也许重演。

年外蒙总人口,，其中喀尔卡蒙古人,，中国人(Chinese),。

年的时候蒙古国宣布独立，境内还有着数十万的汉人，那么这些汉人都过得怎么样了呢？真相让你不敢相信。

年外蒙总人口1,,,其中喀尔喀蒙古人,，中国人(Chinese)。

年外蒙总人口1,,，中国人(Chinese)。

看了这组数据，您有没有心惊肉跳的感觉？为什么在外蒙人口翻两翻的时候，我们的十万同胞，却只剩下人？

消失的这10万汉人，正是当年“走西口”队伍中最勇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