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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

在他的笔下，匈奴是被放逐北野的夏侯氏苗裔，但这种说法，跟臆测差不多，可信度并不高。

考古发现目前被确认为早期匈奴文化的遗存在今内蒙古阴山南麓、河套地区分布比较集中，其中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伊金霍洛旗公苏壕、凉城县崞县窑子、饮牛沟墓葬、和林格尔范家窑子铜器群、乌盟兴和县沟里头墓葬时代可以早到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玉隆太、西沟畔、速机沟、瓦尔吐沟、土默特左旗水涧沟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属于战国中期，准格尔旗西沟畔M2、杭锦旗阿鲁柴登、东胜碾坊渠、伊金霍洛旗石灰沟、陕西神木纳林高兔铜器群属战国晚期，凉城县毛庆沟墓地年代从春秋晚期直至战国晚期。

但上述地区已经是匈奴文化分布的南部边缘，其地望大致与文献记载的林胡、楼烦、白羊王的部族集团相合，这些部族与匈奴的关系极为密切，后者在秦汉之际加入匈奴联盟，显然它们不属于匈奴主体民族，而是组成匈奴文化的重要别部。

从《史记》关于匈奴帝国之初北灭丁零诸国，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征服西域的记载来看，匈奴主体民族分布的地域只能在阴山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

秦时头曼单于的北徙以及后来伊禾犀斜单于的又一次徙庭漠北(以后匈奴的政治中心一直在漠北)，均说明匈奴在漠北很早就有着一个坚固的大后方，但限于当时人们认识和接触范围，史书对此却完全没有涉及。

考古资料为我们展现了公元前5-3世纪从蒙古高原到外贝加尔广阔分布的石板墓文化与秦汉时期的匈奴文化的密切联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北起外贝加尔、南至大漠，西起杭爱山，东抵大兴安岭的广阔地区发现的石板墓文化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地面上有方形围墙，用竖置的石板砌筑墓室，随葬的陶罐肩部装饰水波纹和弦纹，青铜器的种类有短剑、刀、斧、镞、带扣、铜泡、管状饰、连珠形饰、长方形动物纹牌饰等，铁器也开始流行，有马衔、带扣、长方形牌饰等。

这些特征在以后的漠北匈奴文化中都可以找到痕迹，甚至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地域范围大体一致，有着某些一脉相承的文化因素。正像有学者所认为的，它们与匈奴文化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它们很可能也是组成匈奴联盟的重要早期成员。

甚至其中某一支就是构成匈奴主体民族的先祖。

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存在墓葬结构的某些差别，春秋战国时期漠南和漠北游牧文化遗存在葬俗和随葬品方面反映出明显的共性，这说明他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经济形态、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是十分接近的，他们之间密切的接触和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与融合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长期的交往以及游牧经济易于传播的特性造就了大漠南北地理单元整体的形成和文化的整合。匈奴民族是多源的，不同部族集团其文化面貌既有宏观上的共同性，又有地域间的差别。

种种迹象说明，前匈奴时期游牧人的活动领域也是十分广阔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但文化的同化进程却相当的快速，这是由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也许匈奴主体民族的族源起源于漠北，过着逐水草游牧的生活，因为地处遥远、力量弱小而不为中原人所知。

只有当她南下占据阴山、鄂尔多斯的肥沃土地，与先进的农业文明发生接触，依靠阴山为根据地，以南部黄河流域足够的粮食来源为依托，她才最终能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被冠之以“匈奴”的强大联盟。

所以很难讲，匈奴具体是现在的生活在哪一区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