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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尚未有流刑之刑名，但有迁、徙之称谓。日本学者大庭脩先生认为汉代的徙迁刑（迁徙刑）：“已经作为一种制度，几乎是与正刑相等的处置方式，而且，因罪行轻重而有徙迁地点远近的区别等，与后世比较完备的流刑相类似。除此之外，“徙”还指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多为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少数情况是迁徙某些囚徒，目的主要是屯兵或充实边郡。

东汉时改“迁”为“徙”，这种称谓一种延续至魏晋南朝。从东汉时期开始，流放刑的重心从重流徙向重戍边转变。流放刑这一重心的转变，与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兵制改革有重大关系。

从西汉中后期开始，伴随着土地兼并而导致的小农经济的破坏，大量农民沦为沦为流民、奴隶、依附民、佃农和雇佣劳动者，这直接导致了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大大减少，户籍制度遭到破坏。于是征兵制开始瓦解，国家需要新的兵源进行补充。

从东汉时起，募兵成为一股新的军事力量。在募兵的来源中，其中一支就是死罪的刑徒减死一等后发往边地。另外，东汉所采取的减死为流政策也与当时对匈奴的关系密切相关。汉明帝永平七年（64年），东汉在长期对北匈奴采取羁縻政策后，开始答应北匈奴的合市要求，并遣使回聘。此举引起已经内附的南匈奴的猜疑，妄图趁机叛变。

永平八年，北匈奴派遣骑兵入朔方郡接应南匈奴的部分叛众，并进攻河西诸郡。这一年，汉明帝下诏：“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辽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明帝的这一诏令，开辟了将死刑刑徒减死为流，发往边地充作兵源的先例。从此，流放刑的重点开始向屯边转变。

发往边地的流放刑刑徒屯驻地方，这支力量也成为东汉在地方设置的营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帝永平八年的诏令来看，这些刑徒最初屯驻“朔方、五原之边县”，而后朔方、敦煌两郡也开始屯驻营兵，这是从永平十六年开始的。

永平十六年北匈奴再扰云中和渔阳，《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记载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再次下诏，“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从永平十六年至永元二年（90年），东汉与北匈奴进行了长达17年的战争。

此后，对于是否将囚徒流往边地，东汉政权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汉安帝永初四年（年）曾下诏令徙边者各归本郡，诏曰：“自建初以来，诸袄言它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

随后延光三年（年），汉安帝又下诏：“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诏敦煌陇西及度辽营”，再一次将减死一等的囚徒发往敦煌、陇西、度辽营。汉顺帝继位初年，即永建元年春正月（年）再下诏免除迁徙刑，诏曰：“坐法当徙，勿徙；亡徒当传，勿传”。永建五年（）年，顺帝下诏：“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将减死一等囚徒发往北地、上郡、安定戍边。

桓帝继位后，于建和三年（年）再次下诏免除迁徙刑，诏曰：“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入者不从此令”。一年（年），桓帝再次下诏：“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这个时期迁徙刑流放的地点主要是在四川、湖北西南部地区，当时这里远离中原，尚未完全开发。实际上，自秦代起就已将囚徒发往蜀地。吕不韦就曾迁与该地，《史记·项羽本纪》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据秦简《封诊式》载，秦代迁刑流放地是蜀地，《封诊式》用迁蜀作为迁的典型案例。但是，正是因为大批移民的迁入，对开发西南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驯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

而且，自汉武帝时起，再次掀起了开发西南地区的热潮，当时，汉武帝遣人说服夜郎及其旁小国臣服于汉，在巴、蜀之地广设郡县，动员并征调了数万民力、兵力，在巴蜀四郡（蜀、巴、广汉、键为）大修通往周边民族的道路，耗费以亿万计。

道路的畅通，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作用很大。因而自成帝以后，不再迁徙囚徒至西南地区，转而至西北甘肃、陕西一带，以及东北辽西地区。西北甘肃、陕西一带虽处丝绸之路，但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而且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接壤，故而迁徙囚徒至此，兼具开发与戍卫之意。

实际上，北方与西北地区也是西汉迁徙刑适用的重要流放地。“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在上郡(今陕西榆林地区)、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西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河西（今河西走廊)等郡设置官田，从内地迁来六十万人屯戍。同时又对西北边境的郡县，重新进行了调整，从武威、酒泉中，析出了张掖、敦煌两郡。居延一带是属于张掖郡的辖区。西汉对居延地区的经营和屯戍，是西北防御布局的一部分。东汉时迁徙囚徒至今天的安徽、河南等地，最南部直达今天的越南。北方主要是今天的内蒙古地区。从流放的范围看，东汉发往西北地区的地域界限要较西汉相比收缩甚多。这主要是因为自东汉初期，南北匈奴分裂后，东汉与北匈奴之间长年征战，最后迫使北匈奴西迁。其后鲜卑、乌桓又进一步内徙，连番滋扰，东汉北部边境屡遭进犯，东汉压力很大。

从光武帝时起，对西北地区采取消极防御、退守的政策。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并入并州；十二年，又省金城郡属陇西。此后，由于西北边郡屡遭匈奴进犯，又省五原等郡，将朔方、北地、五原等西北八郡居民内迁。直至建武二十六年，北匈奴连年兵乱，国力衰弱，东汉才又让内迁的八郡居民复归本土。从汉明帝以后，东汉对西北地区的边疆政策反复不定，时战时退，但总的来看仍是以消极退守为主。

因此，东汉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远不能与西汉相比。“特别是汉安帝以后，东汉已不能有效地控制西域，原来设在西域的官署内迁敦煌，并撤回了汉朝吏民和营兵屯田士，原有的屯田区随之被废弃。”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东汉迁徙刑的流放地点与西汉相比自然也要随之内迁。

关于两汉迁徙刑有无刑期的问题，历来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或认为迁徙刑有一定的期限，期满即可返回原籍；或认为迁徙刑为终身，非遇赦不得返回原籍。我认为汉代的迁徙刑应是终身刑，在遇赦或下诏拨乱反正后方可返回原籍。

（一）因赦免

因遇赦免除迁徙往往是大规模的，即适用于所有迁徙之徒。如东汉章帝曾于建初元年（75年）下诏使流徙者还故郡。东汉桓帝也曾于建和三年（年）下诏赦免自顺帝永建元年（年）至今吏民减死徙边者，令其悉归本郡。

（二）因下诏拨乱反正免

有些免除迁徙的诏书是针对某个人的，可能以往因被构陷免官迁徙，后被诏还。如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1年）陵乡侯梁松坐县飞书诽谤下狱死，其弟梁竦与梁恭俱徙九真，后经明帝下诏听还本郡。建初八年（83年）梁竦被窦太后陷以恶逆，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窦太后死后，梁竦家属于永远九年（97年）再被诏还，期间被流放14年。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年）马融被陷以贪污罪被徙朔方，于延熹三年（年）被赦还，被流放9年。

可见，汉代的迁徙刑是没有固定的期限的，非遇赦或奉诏不得返还，否则的话应当是终身的。

甚至在有些时候即使遇赦亦不得返还，如《后汉书·蔡邕》载蔡邕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这是由于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赦令极频，正如东汉后期著名政论家崔寔在《政论》中写道：“近永平、建初之际，亦六七年乃壹赦……顷间以来，岁且壹赦……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一年之中大小四赦，可见其赦令之频。

所以，对于某些罪行极严重的犯罪行为，虽因某种原因虽可减死一等（蔡邕即因其文章写得好），但仍令其终身不得返回原籍。